老年听力障碍正在被看见。

“国庆回家看到年过七旬的伯伯戴上了助听器，跟他对话再也不需用‘喊’的了。”返乡探亲的朱美美（化名）告诉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身边有老人用上了助听器。但这只是老年人中的极少数。

近日南京大学联合腾讯研究院发布的《敢问天籁|关于老年听力健康的十个问题》（简称《报告》）显示，据保守估计，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约1/3存在中度以上听力损失，75岁老年人中这一数字上升到约1/2。这意味着每三位老年人，就会有一个中、重度甚至是极重度的听障患者。按目前老年人口计算，约7000万人群需要佩戴助听器恢复听力，20年后会超过1亿。然而，目前助听器的使用率在中国只有5%~10%，绝大多数听障老人仍生活在混沌不清的世界里。

“84岁的舅舅听力也很差，表哥也提出要给舅舅配上助听器。但舅舅说，自己也不怎么需要与外界沟通，不用配。”朱美美告诉记者。“年纪大了自然就听不清了”成为了众多老年人的“共识”。

“从小就有人告诉我们要保护视力、做眼保健操，但是没有人告诉过我们要保护听力。”北京听力协会会长万敏向贝壳财经记者感叹。

多位受访的医学和康复领域专家告诉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老年听力障碍容易产生交流障碍、心理问题、家庭矛盾、安全风险，认知功能下降、甚至老年痴呆等一系列负面影响，“由于年龄增长导致的听力损失和障碍，老年人越早佩戴助听器效果越好。越晚佩戴助听器听力损失越大，后果越严重。”

图/ic

应对老年性听力障碍

佩戴助听器是首选方案

10月4日，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的官方公众号（柳叶刀TheLancet）推送了重阳节精选文章，文中提到：听力损失目前影响全球20%的人口，已从2010年的第11大残疾原因上升到2019年的第三大原因。听力损失的许多致病因素都可以通过公共卫生措施来预防。但如果不加以控制，它可能会成为一种慢性疾病，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恶化。

随着我国老龄化的趋势越来越严重，老年听障患者数量的增长恐怕也会愈加严峻。

“人的听力会随着年龄的增加下降，同时每一个个体又不太一样，”天津市第一中心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主任、天津市耳鼻喉科研究所所长王巍对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分析称，不同人的听力下降时间早晚不同，就像年龄大了之后老人花眼的时间有所差异，都是一种神经的退行性变化。“但是在这个基础上如果叠加了比如说聋病的家族史，或者是平时工作压力大，再或者身体状况不好，也会更早地出现听力下降。”

中国听力医学发展基金会科普专家委员会专家、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耳鼻咽喉听语中心副教授孟照莉也表示，老年听力障碍的出现一方面跟年龄因素有关，另一方面和遗传也有关系，此外，如果患者以前接触过噪音或者使用过耳毒性药物等因素也会导致听力的下降。

老年听力障碍会产生一系列负面影响。其首先会导致交流障碍，其次可能造成家庭矛盾、精神心理问题，还有安全上的风险等。老年听力障碍还是引起老年痴呆的重要危险因素。

正是基于上述诸因素的考虑，医生都提倡老年听力障碍的早期干预。王巍说，在临床诊疗时，老年人的听力障碍会分几种情况：如果患者本来听力很好，是一种突发性耳聋，可以积极地进行药物治疗。如果患者本身耳朵有疾病，比如外耳道有耵聍栓塞或者有中耳炎，再或者是耳内长了一些肿瘤，通过及时清理或者做手术，或许能恢复一部分听力。

“最普遍的，是年龄增加造成的老年人听力越来越差。”王巍说，在临床上，对于这种情况，如果到了中重度听力障碍阶段，首选方案就是让患者佩戴助听器。

孟照莉也表示，广义的老年性听力损失包括所有原因导致的老年人听力下降。不同原因解决办法也不一样。而狭义的老年性听力损失就是指年龄因素导致的听力下降，临床表现为感音神经性听力损失，最主要的干预方法是使用助听器。

孟照莉进一步指出，2019年我国发布了老年听力损失诊断与干预专家共识，其中包括：减少危险因素，如避免使用耳毒性药物；对老年人突然发生的听力下降如突发性聋、梅尼埃病应及时治疗；对不能进行药物治疗的老年性听力损失应进行医学评估后验配助听器；对于重度或极重度听力损失，当助听器不能满足听力基本需求时，应及时考虑人工耳蜗。

华东师范大学康复科学系教师、听力学实验室负责人赵航告诉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好的助听器主要体现在它能根据不同的听力损失情况进行精细调试，并且能适应更多的复杂聆听场合，提升更多的言语识别能力，增加更多的降噪效果。“但是老人如果聋的时间特别长了，神经已退化了，这时候虽然助听器能把声音给他加上去，他也已经理解不了了。这是无论多高的助听器技术也无法解决的问题。”

验配师素质良莠不齐

助听器销售规范“难”

我国仅有5%~10%的中、重度听障老人使用助听器，而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这一数字已达30%。

在孟照莉看来，大众对老年性听力损失的认识不够，不知道老年性听力损失会导致认知功能下降，整个家庭包括老年人自己也都不重视，认为这是正常现象不需要就医。另一方面，有些老年人由于长期不愿意佩戴助听器，导致“听觉剥夺”，从而致使大脑功能退化得很厉害，即使佩戴了助听器也只能听得到但是听不清，所以很多时候对助听器的效果不满意。

王巍在临床中接诊到很多老年聋的患者，她发现很多人的误区是认为聋病都可以用药物治疗。“但实际上，年龄造成的听力障碍用药是没有效果的，这种情况助听器才是首选。”还有很多老人是觉得戴了助听器别人会把他看作残疾人，于是不能接受。

助听器的价格或许也影响了它的佩戴率。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了解到，按照科学流程验配的助听器每套价格在几千块钱到几万块钱之间。王巍介绍，不同的助听器针对不同的患者类型以及不同的日常聆听需求，患者对助听器的音质也有偏好，所以也看患者的选择。

在线上购物愈加流行的今天，电商平台上的助听器产品“琳琅满目”。不过和专业验配店的服务流程有所不同，网上销售助听器的模式“简单粗暴”。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以顾客身份随机咨询多家助听器网店，客服人员往往仅简单问一句患者听力障碍的程度，随即推荐“合适的产品”。当记者询问是否有必要测试听力时，工作人员均表示，“助听器可以直接购买”。

然而，关于网购的助听器产品的差评并不少见。在黑猫投诉平台上，多位消费者投诉称自己在网上购买的助听器产品质量有问题，包括助听效果不佳、持续啸叫、“买到了声音扩大器”、杂音无法消除等。

对此孟照莉表示，广义的老年性听力损失包括很多原因，她还是建议老年人应该先到医院进行听力学检查、诊断，首先弄清楚听力下降的原因，排除需要医学治疗的听力损失。而当确定需要佩戴助听器时，也需要首先进行准确的听力评估。

我国助听器市场销售和验配不规范现象大量存在。赵航告诉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我国的助听器行业目前并未建立起验配师的准入标准。不论任何学历、任何从业经验，都可以从事这项工作。因此验配师群体的水平参差不齐，整体收入不高，人员流动性强，职业认同感不高。与此同时，验配师的收入和销售额挂钩是行业常态，这导致诱导销售、以次充好等情况屡见不鲜。

听力专业人才稀缺

新兴国产厂商入局

我国听力学教育的发展起源于20世纪90年代。根据王树峰等人所作的《我国听力学教育现状及发展趋势》报告，1996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联合澳大利亚国家听力学中心等机构成立了“中澳听力学教育培训项目”，标志着我国建立了正规的听力学教育培训体系及听力学学位教育体系。

赵航告诉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为解决听力人才的缺口，2013年，教育部正式新设了听力与言语康复学专业，归属于医学技术类。目前全国有近20所高校开办了该专业。不过王巍表示，当前这方面的人才还是特别稀缺，真正听力学专业的人其实很少，在全国也是供不应求的，“很多人都是从其他专业转过来，或者是非专业人士通过短期培训来从事听力学检测工作。”

在北京听力协会会长万敏看来，这也是人们对听力障碍认知比较薄弱的原因之一。“我们的听力学教育从2000年左右才开始，而国外上个世纪40年代就开始重视。并且我们每年培养的人也非常少，开始时行业就是这样，那谁替它发声呢？”

赵航提到，由于听力行业相应的职业和职称序列没有建立起来，不少听力学类专业的正规毕业生在走向就业市场时会产生一些心理落差。

和正规听力人才短缺并存的，是国产助听器一直以来的“存在感低”现象。据《天籁报告》，2020年全球验配助听器市场规模达到70亿~80亿美元，我国市场约占全球的10%。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全球助听器市场被欧美五大助听器厂商垄断了95%以上的份额。这些企业进入我国助听器市场后，在研发和技术层面向国内的输出有限。我国虽已成为世界最大的助听器生产国，但并未完全实现由一般制造业向高精尖产业的突破。

“以往我国助听器市场总量比较小，没有被资本市场和有实力的企业所关注到；其次，进口品牌进入中国均是组装生产，几乎没有在中国建设研发部门和关键器件的供应链，因此缺乏高端人才的培养。从前仅有的几家中国助听器公司也是精于生产，而弱于研发，只能高价购买国外的芯片方案，依靠中低端市场和OEM生存。并且助听器的研发需要跨学科团队，集合了声学、信号处理、耳科学、语音学和心理学等学科，而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一直缺乏相关跨学科研究平台。”在解释为什么中国的助听器没有像家电、电子产品这些行业一样形成国产品牌的崛起时赵航如是分析。

不过，近两年一些新兴科技企业开始关注到助听器领域并加大投入。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注意到，包括腾讯、小米、科大讯飞等在内的一些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企业开始在这一领域发力。例如今年9月份腾讯发布自研的助听器核心算法解决方案，联合助听器厂商智听科技研发推出相关助听产品。今年5月份，人工智能企业科大讯飞发布了旗下首个C端医疗系列产品——讯飞智能助听器。小米则通过投资对助听器进行了布局。此外，纳渺、天悦、木芯等国内厂商已先后发布自主研发的助听器芯片。

值得注意的是，《报告》也提到，人工智能技术在老年助听器上的应用还处在技术适应和改造阶段，智能助听标准体系的制定并没有跟上，部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还未在智能技术应用上完全细化，有可能无法完全满足听障老人的实际需求。

国产厂商尝试芯片技术

预计未来5-10年有突破

助听器的芯片技术也值得关注。赵航介绍，几乎所有国产厂家都是买国外的芯片进行组装，有技术实力的厂家会在通用芯片平台上加载更好的算法，以提升助听器的性能。“但由于芯片研发是个高投入、研发周期较长、需要积累的工作，目前国内并没有能和进口助听器芯片抗衡的国产芯片问世，只有少数国产厂商在尝试走这条艰难但正确的路。”

然而他对此抱有乐观态度，“医疗器械并不像手机那样对芯片制程有很高要求，不存在‘卡脖子’的硬性限制，在资金和人才到位的情况下，技术突破是迟早的事。”他预计未来5-10年内助听器行业会在国产芯片方面有突破。孟照莉对国产助听器的技术发展也充满信心。“随着越来越多老年人认识到佩戴助听器的重要性，市场需求越来越大，加上自主研发的投入，相信中国助听器的研发水平会逐渐赶上。”

和其他医疗器械主要卖给医院不同，助听器直接卖给终端消费者，有个人消费品的属性，赵航因此认为，要让消费者接受国产助听器，还有两个可能比芯片更大的难点。首先是听力学领域的积累不足。“例如目前国际上助听器通用的补偿方案（行业里称为“处方公式”）是由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英语国家的实验室研发，不同语言、不同聆听环境会带来较大差异，而我国在这个领域的研究积累非常匮乏。”其次是销售渠道和专业服务问题。赵航观察到，近两年，国外助听器企业开始大规模收购国内助听器连锁门店，“如何探索出一条能和国产高性能助听器配套的营销和服务模式，将是未来国产厂商崛起要面临的重要课题。”

在万敏看来，国产品牌助听器有价格优势，而只有助听器价格降下来才可能逐渐走向普惠，让更多老人能够佩戴。贴近中国这个大市场，产品迭代的速度也会比较快。她建议新入局的国产企业瞄准轻中度听力障碍市场。“在听力损失严重的那部分老年群体市场，国产助听器厂商在技术积累和研发方面没有竞争优势，但是对于一些轻中度的听力障碍，技术上需求没有那么大，国产助听器品牌的机会主要就在这里。”

科普宣教方式亟须创新

政策要深入“毛细血管”

近些年为改善听障人群问题，国家也在政策层面给予关怀与支持。比如全国爱耳日的设立，每年这一天全国范围内会有各种类型的主题活动。听力改善相关的社区关怀、公益捐赠以及科普宣教行动也持续不断。

《报告》显示，近年来我国持续开展核心技术攻关、优质企业引育、产学研协同创新、老年人听力健康筛查等行动。2006年，中国残联及相关部委下发《听力语言康复“十一五”实施方案》，提出开展老年人听力语言康复工作试点。2011年，中国残联及相关部委制定、下发《听力语言康复“十二五”实施方案》，为5万名贫困成年听力残疾人免费佩戴助听器。2022年，国务院印发“十四五”国民健康规划，将耳与听力健康工作纳入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

然而，政策的实施还面临着公众认知不足、产业发展受限等问题。

一些社会性团体在努力。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注意到，成立于2011年的北京听力协会是中国第一个听力协会，也是目前唯一一家省级以上的听力协会。宗旨包括深化听力领域的学术交流和行业合作，促进听力医学和听力康复事业的繁荣和发展，加强听力医学和听力康复知识的宣传及普及。

万敏告诉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协会现在也在着手建立自己的验配师证书体系。在她看来，当下行业虽然也有验配师级别考试制度，但在实际施行中并没有在理论和实践方面做好双重把关。

孟照莉说，目前老年听障的发病机理还不完全清楚，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对老年性听力损失的特点，尤其是中枢性老年性听力损失的相关研究还不够。同时，“比起新生儿领域，我国目前还没有形成一整套完善的老年性听力损失的筛查、诊断、干预和康复的工作规范。尤其是老年性听力损失的康复还非常缺乏。”

王巍表示，除了加大科普和宣传外，要加强正规听力人才的培养和供给，此外，希望能有更多的社会支持和政策保障，从而减轻老年人的经济负担。赵航认为，

对于属于跨学科的听力学，高校及科研院所要重视跨学科团队和研究平台的搭建。行业要尽快建立验配专业人员准入制度以及专业服务标准。与此同时，现阶段针对听障人士加强无障碍设施的建设也很迫切。

《报告》指出，政策下一步需要从“主动脉”深入到“毛细血管”，以更微观、可操作化的细则、规定、行业指导等方式凝聚国家、企业与社会合力。

值得一提的是，前述的《柳叶刀》官方公众号那篇文章也通过标题对当前听障问题的迫切性以及解决方案作出了特别强调：听力损失目前影响全球20%的人口，应真正发挥助听器的作用。

新京报贝壳财经记者 孙文轩 编辑 陈莉 校对 付春愔 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