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4月8日下午1时许，毛泽东、朱德、任弼时、林伯渠等党政军领导人，以及各机关和群众团体的代表数百人，陆续从驻地赶往延安东关机场，准备迎接从重庆归来的一批重要战友。就在前一天的上午，延安方面接到了重庆“八办”的电报通知：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同志，将于次日乘机飞返延安，而其中最引人注目和最令大家关心的，是被国民党当局无理扣押了五年零两个月之久的叶挺将军。

（朱总司令）

一，叶挺将军身陷囹圄五年多终于被营救出狱。

叶挺将军的事迹大家都比较了解，作为我党领导的新编第四军中将军长，抗战爆发后他率部沉重打击日寇，1941年“皖南事变”中，又毅然下山与顽军谈判，遭到敌人无理扣押。叶挺将军最初是被关押在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上饶，后来又辗转恩施（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部所在地）、桂林、重庆等地监禁，老蒋先后派多名大员前往劝降，企图让他出面发表谈话，歪曲皖南事变的真相，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均遭严辞拒绝。

比如叶挺的保定军校同学、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就曾许诺，可以请叶挺出任第六战区副司令长官，当然其中的条件不言而喻。而面对这些人的威逼利诱，叶挺将军始终坚贞不屈，他还在牢房中写下了《囚歌》以明志：“我渴望自由，但我深深地知道，人的躯体怎能从狗洞子里爬出。我希望有一天，地下的烈火，将我连这活棺材一齐烧掉。我应该在烈火与热血中得到永生”！

这一期间叶挺被监禁和被转移都是处在秘密状态下，蒋政权非常害怕消息走漏，但是叶挺在被押解重庆后仍然通过巧妙的办法传递出了消息，使我党掌握了他被关押在白公馆的消息。经过不懈的努力，到日本投降以后的重庆谈判期间，我党代表团再次提出了关于释放叶挺将军的强烈要求，老蒋迫于压力，被迫在1946年3月2日下令释放了叶挺，第二天，叶挺就郑重向党中央提出了重新入党的请求，并得到了毛主席的亲自批准。

（叶挺将军）

二、这架编号“636”的军用运输机载满特殊乘客。

叶挺获释后，当然急切盼望赶回革命圣地延安，以期汇报情况和重新参加工作，经过一个多月的焦急等待后，1946年4月8日上终于得以成行。上午午8时45分，这架编号为636的美军C-47型运输机从重庆九龙坡机场冒雨起飞，飞行目的地为延安，机组成员和机上乘客共17人，他们分别是：

叶挺将军、叶夫人李秀文、女儿叶扬眉（11岁）、儿子叶阿九（2岁）、保姆高琼；

王若飞同志（中央委员、南方局工委书记）、副官魏万吉同志；

秦邦宪同志（中央委员、新华通讯社社长）、副官赵登俊同志；

邓发同志（中央委员、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第18集团军（八路军）办事处参谋李少华；

著名教育家黄齐生老先生、鲁迅艺术学院教员黄晓庄（黄老之孙）；

美军飞行员兰奇上尉和机组成员瓦伊斯、迈欧、马尔上士等四人。

秦邦宪（博古）

其中除叶挺将军一家和保姆外，王若飞同志是跟毛泽东、周恩来一起赴重庆参加谈判的我党高级领导人，最近热播剧《大决战》的开篇就有王若飞同志飞往重庆和参加谈判时的镜头。经过40余日艰苦的谈判，两党终于签署了《双十协定》，按计划即将准备召开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所以王若飞留下来代表我党参与政协宪章的起草和修订，而秦邦宪同志（博古）则是后来赶到重庆协助进行这一工作的。

在政治协商会议筹备期间，国民党当局假和谈、真内战的面目逐渐暴露出来，不停地制造各种麻烦和障碍，在此期间各地也均爆发了武装冲突（距离解放战争全面爆发不过两个月时间了），所以政协会议的宪章制定和大会筹备的进程极不顺利。为了抗议重庆当局的阴谋活动、以及向党中央汇报相关事宜，王若飞和秦邦宪等同志才决定抓紧赶回延安。

邓发同志则是在抗战胜利后，代表我解放区职工参加了中国劳动协会代表团，然后于1945年9月，出席了在法国巴黎举行的世界工人联合会成立大会，辗转回国后在重庆滞留了一些时日。由于我方还没有空军和飞机，从重庆到延安的往返只能搭乘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当然也就不是“班机”。所以这几位领导同志和叶挺将军一家，才同时乘坐这架飞机一起飞返，因为要等合适的机会和合适的航次。

（王若飞同志）

三、给我党造成重大损失的一场空难意外发生。

这架636号飞机起飞后，机组成员通过电台一直跟驻延安的美军观察组保持着联系，整个上午报告一切正常，不过由于航程较远，期间在西安进行了中转和加油，然后于上午11时55分重新起飞，这里距离延安已经很近了，预计到达时间是在下午1时之前。在东关机场的欢迎人群，也在1时左右确实听见了隐约的飞机轰鸣声，大家推测飞机应该已经到了附近的甘泉县上空，然而轰鸣声却越来越远，直至完全消失。

此时疑惑、焦虑与各种不安，笼罩在机场上每个人的心上，但是接机人群还是怀着希望，等候在蒙蒙细雨中，直到下午4点多钟才怀着失望慢慢散去。随后美军观察组收到了机组的最后一封电文：飞机迷失方向了，从此再无消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回到王家坪后，仍然放心不下，一起分析着种种可能，到了下午5时许，接到询问的西安方面回复延安：该飞机未曾返航！

（晋绥军区司令员贺龙）

情况很明显出现了异常，延安方面立即部署周边各单位组织了数万军民查找飞机下落，美军观察组也调来两架飞机在延安附近进行空中搜索，然而一连搜寻了三天，仍然没有结果，大家的心逐渐沉了下去。直到4月11日深夜10时，延安有关部门才接到了黄河以东晋绥军区的报告：在山西省兴县庄上村附近，发现了飞机残骸。

原来在4月8日的这天下午2时左右，兴县庄上村的村民听到了隆隆的飞机声，然后又听到了爆炸声，村长李文堂立即带着人循声一探究竟，结果在黑茶山山顶南坡的一块巨石旁边，发现了斜躺着的飞机残骸主体，机头朝上，机尾朝下，螺旋桨已经折断，残骸下面是一片焦土，四周散落着机体碎片和遇难者的遗体、遗物，李文堂等人大惊失色，迅速上报上级单位。

（邓发同志）

晋绥军区得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并不清楚这架飞机的来历，遂派出军区保卫部长谭政文、机要秘书顾逸之率人赶往事发地点，经过仔细搜寻、辨认和调查，拾得秦邦宪、黄齐生两人的私人名章，以及两枚蓝底白字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证章，同时将王若飞、秦邦宪、叶挺和邓发的遗体运往山下的民房存放，次日再拾得乘机人员名单，深知事关重大，当即报告延安。

根据晋绥军区的详细报告，延安通过新华社发布了一则简短的消息：王若飞、秦邦宪、叶挺和邓发等同志，在本月八日乘美机由重庆飞延安途中，因飞机迷失道路（原文如此），于下午二时左右在晋西北兴县东南八十里的黑茶山遇雾，撞山焚毁，当即全部遇难。这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八空难”，这次空难也确实给我党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三位中央委员和一位刚刚获得自由的名将，意外罹难。

四、延安方面在治丧的同时全力追查空难真相。

1946年4月11日，延安成立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25人治丧委员会，并且协调美军观察组派出两架飞机将烈士遗体运回延安，朱老总率人亲自接灵，八天以后的4月19日召开了3万余人参加的追悼会，然后将烈士遗体安葬。而在隆重祭奠死难烈士的同时，对飞机失事原因的调查，也迅速紧锣密鼓地展开。

毕竟当时的国共关系处于十分微妙的时期，中央办公厅主任、负责“四·八空难”烈士治丧工作的杨尚昆同志回忆说：“当时，我们确实怀疑是不是国民党特务在搞鬼”！

根据中央的要求，掌握第一手现场资料的晋绥军区谭政文、顾逸之两同志，也跟随运送烈士遗体的专机一同抵达，并立即向中央有关部门做了专门汇报，他们综合自己在飞机失事现场的调查和走访问询当地群众的情况，最终形成了书面报告，在报告中主要做出了如下的分析：

（杨尚昆同志）

1、飞机确系撞在黑茶山上失事的，不是在空中爆炸而坠毁。

2、天上云雾很低，山上下雪，驾驶人员可能是因为能见度太低，看不清山川地貌而失事的，如果飞机再飞高一些，也不会撞到巨石上。

3、从对飞机失事现场的反复搜寻结果来看，没有发现人为制造爆炸的可疑迹象。

C-47运输机绰号“空中火车”，是美国道格拉斯公司研制的一种双发螺旋桨运输机，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的主力运输机型，1940年开始正式列装美军。该机型最大起飞重量14000千克、最大载员为28人、最大航程为2060公里。总体来说，是一种非常坚固可靠耐用的运输机，机身可以承受多次高炮火力的打击，实际运用效果完全达到当初设计时的要求，故障率和失事率很低。

该机缺点是速度较慢，巡航速度仅为260公里/小时，最大飞行速度也不过360公里/小时，并且也没有如今“黑匣子”之类的的设备，无法了解飞机失事前的内部情况，而我军当时更是缺乏有效的技术手段，无力对失事飞机的主要部件进行分析和鉴定，只能简单地通过推理和判断，将飞机失事归结为天气恶劣所致。

（安葬烈士们）

同时，由于这一时期的政治形势也比较复杂，延安方面为了维护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暂时不激化两党之间的矛盾，最终也认可了飞机是因雨雾而意外撞山失事的结论。对此，杨尚昆同志有过专门的回忆：“经过仔细分析，我们和（美军）观察组一致的看法是：因为气候恶劣，天空云层厚，飞行员在机场上空盘旋，找不到跑道，只好改变航向，朝北平方向飞行，不幸撞毁在2000米高的黑茶山上”。

事件发生后，在重庆的周公异常惋惜和悲痛，亲笔撰写了题为《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悼念文章，并全文发表在《新华日报》上，文中指出：“如果没有反动派破坏政协决议的阴谋活动，也就没有你们这次冒着恶劣天气飞回延安的必要”。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周公责怪的是蒋政权一些人故意阻挠政协决议的推进和大会的顺利召开，王若飞、秦邦宪等同志才着急赶回延安汇报情况，最终酿成此次空难，但仍然没有公开质疑飞机失事是否有人为因素。

（延安时期的周公）

五、关于“四·八空难”的定性问题始终存在争论。

几十年来，对于“四·八空难””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的问题，党史学者始终有所存疑和争论，可惜由于当时技术条件落后、可供后世研究的资料和证据实在太少，因此无法统一意见。争论的焦点当然是“天灾论”和“阴谋论”两个说法，叶挺将军的长子叶正大撰文回忆说，1951年6月，他和二弟叶正明曾经到周公家里拜望，提及往事，周公明确否定了飞机是因为浓雾而失事的结论：

“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因为当时延安只下点小雨，飞机已到达延安上空，地面人群已听到飞机的声音，为什么一转眼就飞向黑茶山？这不是国民党特务做了手脚又是什么”？

要知道，叶正大是新中国第一代航空专家，曾经参与过五种型号飞机的设计，所以他在2003年的文章中，一边回顾了周公当年的原话，一边也根据自己的专业，从航空技术专业角度对飞机迷航的原因进行了破解，他认为问题应该出在西安：即国民党特务在西安利用飞机稍停加油时，将简单的定时破坏装置，装到飞机的磁罗盘和高度压力表的线路上，致使飞机后来迷失了方向和高度，造成空难发生。

（邓发和叶帅在延安机场）

而原晋绥军区司令部机要秘书顾逸之同志，则在1998年发表了《对“四·八”坠机事件的回忆》一文，也支持了确有国民党特务破坏的这个说法，理由是：“这架飞机是在西安机场降落加油，稍事停留后才飞来延安的，而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飞行的，为什么会飞到东北方向来？甚至飞到黄河以东的黑茶山来了呢？其中原因我们至今都不清楚，也无法分析”。

顾逸之文风一转，提到了当时的一些细节：“后来听谭局长（谭政文）讲，在遗物中有一份迷失航向的电报稿，但当时西安北上延安的沿途天气并不坏，美方机长又是佩带飞虎队臂章的老飞行员，这些一直在我内心存疑”。不过，无论是叶正大将军还是顾逸之同志，对“四·八空难”的分析和推理还都属于主观上的判断，因为没有确凿的证据和必要的资料来支撑，也就很难形成最终的定论。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山西吕梁山区50多年来的气象记录表明，在4月份由于受地形和大气环流的影响，属于少雨、多雾、多风沙的特殊气候变化时期，此时的气象条件对飞行极为不利，当时附近又没有备用机场和备用航道，在大雾弥漫中与地面失去联系，仅靠外国飞行人员盲目飞行，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美制C-47运输机）

六、秦邦宪之子秦铁先生认为空难是一场意外。

国内各种媒体和网络上认定空难为“阴谋”的主要依据，其实来源于2006年一名逃台军统特务杜吉堂的回忆文章。在“四·八空难”发生60周年之际，这篇被广泛转载的文章爆料出重磅内容，大意是杜吉堂在弥留之际承认，当年正是他伪装成为西安机场的的机修人员，利用636号飞机在西安停留加油的机会，在高度表和磁罗盘背后安装了磁铁，因此飞机在起飞后导航系统和高度表相继失灵，最终引发了空难。

不过这个所谓的“临终供词”缺乏佐证，毕竟这么大的行动不是一个小特务可以做主的，秦邦宪之子秦铁先生，就认为这篇回忆文章漏洞百出基本没有可信度，他甚至去认真查找了这篇文章的原始出处、以及“杜吉堂”本人的历史档案和资料，都未能找到令人信服的结果。2005年，秦铁先生特地重访了空难事发地黑茶山，跟当时负责现场搜寻的民兵队长张根儿进行了深入交谈，也一起重走了空难现场。

经过仔细的调查和研究，秦铁的结论是：当时王若飞、秦邦宪、叶挺和邓发等同志，由重庆飞返延安的信息都是公开的，杜吉堂文章中所谓特务刺探到这一“重要情报”的说法简直是无稽之谈。另外，飞机上不仅有我党的重要领导同志，还有四名美军机组成员，国民党特务必然知道连机组成员一起加害的后果，毕竟美军的调查和分析手段要先进得多，有阴谋也是隐瞒不住的，谅军统特务们没有这样的胆量。

（长征到达陕北的博古）

秦铁在调查中还发现了重要的线索，那就是空难发生后，晋绥军区又加派裴周玉等专家前来查看现场，当时曾经一致认定，飞机是因为延安上空天气不好，决定返航西安，但是由于能见度较低，40年代时飞机的导航设备又比较差，为了寻找地面目标，不得不降低飞行高度，从而导致飞机在浓雾中撞山坠毁。综合自己2005年和2006年两次实地调查的结果，秦铁先生坚持认为，“四·八空难”应该是一起飞行意外事件。

笔者个人认为，从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第二次国共合作起，大抵从1938年开始，我党许多高级领导人、家属都曾经搭乘过美国军机，往返于延安到西安、延安到重庆等航线上，其中多位领导同志的级别都高于“四·八”中牺牲的王若飞、秦邦宪和邓发同志，期间并未发生类似事故。而老蒋既然下令释放了叶挺将军，特务们也似乎没有继续加害的必要（张、杨就没有恢复自由），因此，简单地认定为就是敌特做了手脚，也是不严谨的。

如今70多年过去了，由于缺乏令人信服的直接证据，“四·八空难”的历史真相仍然扑朔迷离，叶挺将军和几位中央委员的同时罹难，确实是我党历史上的重大损失，现在看来，这桩悬案属于“天灾”的可能其实要大于“人祸”，但是也不能完全排除“人祸”的可能，而真相的发掘，恐怕要等到更多的档案解密或者是新证据的出现了。

（空难公祭大会）

后记：

1955年全军大授衔时，许光达大将曾问贺龙元帅，如果叶挺还在会授予什么军衔，贺龙毫不犹豫地说：“元帅，理所当然的元帅” ！也有人问过陈毅元帅：“要是叶挺还在，贵军（指新四军）就有两位元帅了？”陈毅认真地回答，“要是他还在，我就把这元帅的桂冠奉送给他”！

还一种说法是，在怀仁堂给十大元帅授衔完毕后，陈毅元帅突然黯然失色，对周围的人说：“要是叶挺还在就好了，我们本该有两位姓叶的元帅（另外一位是叶剑英元帅）”。笔者无意参与叶挺将军是否应该封帅的讨论，但是这样一位参与领导和组织过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北伐名将，刚刚脱离虎穴就遭到不幸，确实令人扼腕叹息。

用周公为“四·八空难”烈士们的题词权作结尾吧：黑茶山顶，延安河边。人民英雄，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