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末年，帝国已经走向了穷途末路。当时国家的总人口已经在6000万左右，人均耕地面积下降到了13亩。加上南北耕地分布不均衡，土地兼并严重等因素，导致大量的农民无地可耕，成为流民或者沦为奴婢。一次次的农民起义正在为更大的规模的农民起义做铺垫，这就是一个王朝即将灭亡的表现。而这时候，西汉的政坛出现了一位理想的改革者——王莽，他想通过复古色彩的措施将这个帝国从悬崖边上挽救回来。由于他的出现被人们视为是有悖于正统的，而他的改革最终也失败了，因此他成为了一个反面人物。

一，革汉立新：一场不切实际的闹剧

战国时代，邹衍提出了“五德终始说”被秦汉诸位皇帝采用。秦始皇用秦朝定为“水德”，而之后的汉朝按照其“土克火”的理论，也就成为了“土德”。汉武帝时代的董仲舒又将阴阳家的“天人感应”“天人合一”融入了儒学，宣传天命学说。天人学说在于利于自然灾害的“异象”来警示皇帝，以革除弊端。

五行学说

汉末，国家衰落，民生凋敝，灾异之说十分兴盛。汉元帝时期的京房就将当时的各种天灾异象和社会弊端联系起来，建议汉元帝改革，铲除外戚等。汉成帝时期，齐人甘忠可宣称“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宣传汉家皇帝应该再次接受天命，结果被下狱处死。汉哀帝时，甘忠可弟子夏贺良又鼓吹“汉历中衰，当更受命”，被汉哀帝所接受，宣布实行“再受命”。实际上，这些“再受命”不过是形势上的做一点改变罢了，如改年号，改称呼等。因此实际上对国家毫无用处。

王莽上台后，又利用其“五德终始说”继续来进行了“受命”活动。王莽宣称自己是黄帝之后，因而为“土德”，因此把汉朝改为“火德”。他按照五行相生的原理，认为汉朝的“火”生“土”，为其新政权制造合法理论。同时，王莽还要求汉末帝孺子婴进行“禅让”，以此证明汉朝的的天命转移给了王莽。为了全面配合其“改天换命”之说，王莽重用刘向、刘欣父子，使其建立一套系统的理论体系和为其服务的古史系统，将教育、祭祀、法律、音乐、漏刻、建筑、历法、度量衡等方面都统统做了改变。

王莽

为了显示王莽政权的“新”，因此“革汉立新，废刘兴王”，进行大规模的改名运动。在官员名称上，王莽依照儒家经典上的官名来重新确立新的官名，如，更名大司农为羲和，后改为纳言，改大理为作士等。整个中央系统的官员几乎都被改换。不仅如此，王莽还大规模改变地方地名，如将十三州的名称按照《周礼》来重新定名，全国的郡县名称大部分被改，引起来很大的混乱。不仅如此，王莽不顾民族习惯，将匈奴改为“恭奴”、“降奴”，将“单于”改为“善于”、“服于”，改“高句丽”为“下句丽”等，引起来周边民族的反对，导致匈奴等脱离了控制。

王莽时期的官僚和俸禄

王莽的“革汉立新”的行为莫非也是一些形式主义作祟，不可否认历朝历代的开国帝王都会仿照这些措施，然而象王莽如此大费周章的，恐怕还未曾出现。王莽的这些行为并没有为了其改制活动减少阻力，反而惹得民怨沸腾，公卿反对。这也说明，王莽的改革也太过于理想化，已经脱离于社会现实。

二，反复无常的经济政策

汉朝末期的诸多危机，使得王莽开始借鉴汉武帝进行“盐铁官营”，实行“均输平淮”的工商业政策。在汉武帝时期，由于对外征战不断，财政收入严重不足，因此汉武帝实行了“与民争利”的经济措施，在提高赋税的同时，实行“盐铁官营”“均输平准”，以国家力量来垄断盐、铁、酒等行业的经营，并且控制物价，运输等。这些政策为汉武帝提供了丰厚的财政来源，但是也造成了诸多问题，严重打击了工商业发展。在“盐铁会议”后，这些政策就已经被废除。

煮盐

西汉末年，地方农民起义不断，中央需要不断派遣军队去镇压，因而中央财政收入也严重不足。王莽便开始重新建立了国营的工商业制度。公元10年，王莽实行“六筦”，也就是将酒、盐、铁、货币、山川、赊贷六大产业纳入国营范围，禁止民间商人经营。同时，王莽在效仿“均输平准”，实行了“五均”政策。在长安、邯郸、洛阳、临淄、宛、成都设立五均官等，以征收新税，并且以买卖的方式来稳定市场物价。

古代冶铁

王莽的另外一项经济措施就是进行了国家放贷，也就是史书记载的“开赊贷”。其主要的内容是百姓办理祭祀、丧葬或欲经营工商业，可以向国家借贷。祭祀借贷和丧事借贷属于短期贷款，不收利息，分别要在10天内和三月内归还。而工商贷款属于长期贷款，每年需要交纳不超过十分之一的利息。

王莽的工商业政策基本是汉武帝经济政策的延续，但是由于王莽依靠富商大贾、豪强地主来推行这些政策，导致这些人利用特权从中获利，以公谋私，最终一场有利于普通百姓的经济变革变成了鱼肉百姓的弊政。在这个专制的社会中，许多上层颁布的措施都是好的，但是在一层一层推行的时候就变味了。王莽的出发点也是为国为民，可惜用人不当，执行不力，最终只能惨淡收场。

王莽的工商业改革可以说还是毁誉参半，然而他的货币改革也就成为了反反复复瞎折腾了。在汉武帝推行了五铢钱之后，汉朝以后基本都通行五铢钱。然而王莽上台后，却喜欢上了货币改革。早在公元7年，摄政的王莽就推行了刀币、大钱等流行了战国时代的货币，以至于市场上的货币不统一，质量不齐。王莽称帝后，又下令废除了五铢钱、刀币、大钱等货币，推行新的小钱。公元10年，王莽又推行了五种货币，分别是钱、银、龟、贝、铜，细分有28种。王莽货币改制遭到了民间的反对，人们继续使用五铢钱交易。不久，王莽的货币改制失败，宣布废除了二十八种货币。然而到了公元14年，王莽又发布了布、货泉两种货币，这场闹剧又在持续。

王莽发行的货币

王莽的大规模发型货币一方面是复古思想的作祟，另外一方面是为了剥削人民的财富。在货币大量发行后，导致民间物价飞涨，人们手中拥有的财富很快流失。这些财富实际上都被发行货币的王莽掠夺而走了。王莽的货币改制是一次经济大倒退，最终引发了市场的混乱，工商业经济的崩溃。

三，“王田”和“私属”：无法实施的土地政策

西汉末年的社会根本矛盾是人口数量和土地的矛盾。加上商人、贵族、官僚不断兼并土地，使得百姓掌握的土地十分有限。有的农民甚至没有土地，成为了流民。早在汉武帝时代，董仲舒就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土地兼并严重，许多失去了土地的农民就被迫依附于豪强地主，成为了奴婢。这些奴婢没有人生自由，可以买卖，实际上就是农奴。汉末的农奴数量十分庞大，已经严重影响了社会的稳定。

古代农民

针对这些现象，汉末的萧望之、贡禹等有识之士就提出必须解决土地迅速集中和奴婢大量增加的问题，但是迟迟没有得到重视。哀帝时，师丹代王莽为大司马辅政，他提出:“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数巨万，而贫弱愈困。”汉哀帝从其建议，命令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提推行了限田和限制奴婢的措施，规定拥有的田产最高不得超过三十顷，奴婢最多不得超过200人。当然大多数的官僚占有的土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因而政令无法实行，成为了一纸空文。

汉代地主庄园上的耕种情景

王莽上台后，针对土地和奴婢问题，推行了“王田”和“私属”两项措施。“王田”就是推行了土地国有制度，否决了地主官僚占有土地的合法性，并不能买卖。然后按照《孟子》描绘的井田制模型来推广理想中的井田制，重新分配土地。“私属”就是规定奴婢不能买卖，给与奴婢也家人的身份。

弋射收获画像

不可否认，王莽的土地改革也带有明显的复古色彩，但是在当时土地兼并十分严重的条件下，推行“王田”是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的。而将奴婢提升为“私属”，是社会的一大进步，也是有利于缓解社会矛盾的。然而王莽的这两大措施却严重损害了贵族、地主、官僚和大商人，改政策一推行就遭到了全国各大势力的反对，因而也无法执行。公元12年，由于全国上层人士的反对，王莽被批取消了这两大政策。

西汉贵族生活

从王莽土地改革的失败可以看出，国家已经走入了死胡同：国家上层集团和国家利益已经完全背驰，想要国家重回正轨必须消灭这些固化的上层势力。然而凭借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消除这些势力的，因为最高统治者所依赖的统治阶级就是这些上层阶级。因此，这也说明王莽注定会失败了，而社会需要一场山崩地裂的农民起义来重新组牌，建立一个新王朝，如此才能重新进行土地划分，稳定社会。